爱一个地方，就必须对她负责，不能不闻不问，这是公民的责任。十年前，朱依谆博士由德国移居到新加坡时感到很惊讶，为什么像新加坡那么爱干净讲环保的地方，却没有垃圾回收的概念？“一开始我们十分不习惯，当时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李光耀资政，谈谈我对垃圾分类的看法。原以为信件会石沉大海，但是不久后我就接到李光耀资政办公室的回信，说李资政已经认真地看了我的建议，会给我满意的答复，后来，我就在家楼下看见了分类清楚的垃圾桶。还有一次，女儿就读的小学门前的小马路没有设置任何红绿灯，非常不安全，我发现其他父母也跟我一样担心安全问题。于是，在一次接见选民的活动上我遇见了区议员，就向他反映，没多久就有工人在小路上画斑马线了。” 通过这两件小事，朱依谆博士不但亲自感受新加坡政府的效率，也对他们愿意听取民意表示赞赏。“就算是外国人的意见，只要说得有道理，他们就愿意听，有机会让公民改善生活环境，才能培养出公民对新加坡的认同感。”朱博士说。
　　朱博士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，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获得博士文凭，之后在德国工作和生活。正如所有的华人父母一样，他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。机缘巧合之下，他从杂志上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李光耀奖研究员的招聘启事，待遇和条件都不错。当时大女儿已经5岁了，朱博士考虑到新加坡是一个双语社会，希望让孩子在中文的环境下念书，于是他就尝试申请，获得该职位后，朱博士就由德国举家搬迁至新加坡，在国大医学院建立自己的实验室，继续他对药学的研究。